党史百年周周读丨(4.17-4.24)

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4月17

 

图为1939年4月毛泽东题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努力学习,就能获得进步与成功!

1931年4月17日、18日, 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县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在发言中既不赞成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作战主张,也不赞成分兵退敌的主张,认为应当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发言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会议采纳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签发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的作战命令。命令说: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并向外发展。

 1947年4月17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两段话指出: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4月18日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图为19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

1931年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朱德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光鼐、蔡廷锴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在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认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1939年4月18日—19日,周恩来在湖南衡山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作《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强调:我们抗战的政策是: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全民战争);争取主动,即自力更生,主动外交。在此政策下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速和速结;消耗战,击破敌人的争取优势、争取上着。但持久战不是拖下去,而是打下去。消耗战不是自己乱拼,而是消耗敌人。 

4月19日

  

图为周恩来为万隆会议临时赶写的补充发言草稿。其中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方针。

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汉口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等。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他指出:(一)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增加生产,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和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四)废除封建制;(五)发展中国工业;(六)提高文化。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他指出:有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时期,农民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是革命过后,农民政权在国民政府系统之下,颁布区乡自治条例。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1年4月19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跋中指出:现在党的政策,既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这篇跋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4月20日

1932年4月20日,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图为攻占漳州后的部队情形。

1941年4月20日,关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及我们的方针,毛泽东复电周恩来。电报指出: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的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进一步阐明整风的意义和方法。报告指出:整顿三风的意义非常之大,国民党说我们在转变作风,整顿内部,巩固内部,这是说得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干到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作了很多准备工作。这次整顿三风,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使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重心在自己。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中央领导同志分工对各系统进行领导。这次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的面目为之一新,达到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总之,这次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4月21日

 

图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挥渡江准备工作。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提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因此,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示提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此前,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22日

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复信何克全。信中指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同日 周恩来写出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提纲。报告从八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关于领导者的立场,指出: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要相信群众力量;要有学习精神;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关于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关系,指出:一是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二是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三是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关于什么是正确领导,指出: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关于领导者的任务,指出:要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组织领导,要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要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关于领导群众,结交朋友,指出:领导者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关于领导艺术,指出: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要顾全大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关于工作方法,指出: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关于工作作风,指出: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这篇报告提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7年4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电报指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同日 针对晋绥一些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刘少奇致信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信中指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信中指出: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复群众所提出的质问,指出他们的缺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关。群众的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侵犯。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才能肃清社会上数千年来的封建残余。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各地,并指出: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原则,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

4月23日

图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它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这篇开幕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

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谈到南北问题指出:讲世界经济发展,要提高到全人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现在人类处于贫困状态的,可以说是四分之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不发展,能设想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吗?首先是市场,四分之三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或叫不发达状态,市场从哪里来?所以,世界形势有两个带全局性的而且带长期性的问题,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看来可以找到出路,赢得和平。但南北问题目前还没有可行的建议,不知道怎么办好。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4月24日

1945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关于一般纲领,报告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关于具体纲领,报告提出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报告谈到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报告谈到吸收外资的问题,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报告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同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作口头说明。谈到路线问题时指出: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关于政策方面,他列举了十一个问题。其中,关于资本主义,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谈到个性与党性,指出:外面有人讲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提议读五本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