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4月4日
图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河北西柏坡。
1942年4月4日，朱德在军政学院第一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强调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讲话还指出：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不仅简单地从政治上来动员保证，而且能够照顾到军队中的物质生活。
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要实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他指出：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4月5日
192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写的序言。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批评中央二月来信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是错误的，并介绍了红军的战术，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其实，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关于红军的战术，复信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关于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有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此次蒋令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电报还提出：华中地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及刘少奇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刘少奇负责，会商黄克诚、彭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德、彭德怀及中央军委。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4月6日
图为毛泽东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录了会员讨论学会发展方向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通信。
1936年4月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报说：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九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教堂内举行会谈，就上述五项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张学良提出希望争取与蒋介石合作抗日，周恩来表示愿将这一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阐述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指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如果中国一九九七年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2010年4月6日，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的重要启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基础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目的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根本在于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动力在于创新体制机制。
4月7日
图为于都县革命委员会旧址。1929年4月，毛泽东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1944年4月7日、8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演讲指出：边区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
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演讲指出：对于当前财政金融的波动问题，我们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关于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为了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各根据地党委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此前，毛泽东于四月三日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稿作了修改。在演讲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一句之后，加写：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讲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写：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这篇演讲收入《任弼时选集》。
4月8日
1946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以及秦邦宪、叶挺、邓发从重庆回延安，因飞机失事罹难。这是任弼时为“四八烈士”题词。
1948年4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电报指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电报指出：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4月9日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图为会谈地点。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电报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讲话指出：你们在这里学习，可以学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全中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具体地说，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第一，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第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干部要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第三，要下定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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